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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窗让生命之光照亮心灵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0:29:52 阅读: 来源:生物有机肥厂家

打开窗,让生命之光照亮心灵

她的父亲,是设计了钱塘江大桥等许多桥梁的我国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;而她,则是我国弱智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拓荒者——中科院心理研究所85岁的研究员、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。 她,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一颗纯真的爱心,架起了弱智儿童心灵的桥梁。 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花家地南里的一个小区里,坐落着一幢红色的二层小楼,小楼外墙悬挂着一条条红色的条幅——“捧出一颗爱心、迎来人生希望”,这是中国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的话。 这就是由茅于燕于1986年发起建立的“新运”弱智儿童养育院(以下简称“新运”),也是我国第一所弱智儿童学前教育机构。历经5次搬迁,时至今日,该机构已经25岁了。 坚持25年的评课制度 2011年11月24日,北京降温后的第二天,早晨不到8点半,85岁的茅于燕便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,从西城区三里河赶到望京花家地。 这天,“新运”既不举办大型的活动,也没有重要的嘉宾,而是每两周都要举办一次的老师评课活动。 “小新,你吃过苹果吗?”“看,这就是苹果,它的颜色是红色的。” 在二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,一名女教师正趴在小方桌上给小新上“红色认知”课。女教师一边比划,一边拿出各种红色“教具”。另有6位老师围着她们站成一圈,认真听讲,时不时做些记录。 满头银发的茅于燕就坐在小新的侧面,她一会儿抬头看看老师的表情,一会儿看看小新的反应。她将笔记本纸张分成两栏,一会儿在左栏记录,一会儿在右栏快速写上几笔。 20分钟的讲课结束后,参与评课的老师又“转战”会议室,针对这位老师刚才的讲课表现,其他老师并不隐晦地提出意见,茅于燕最后作总结并给出建议。评课结束时已是中午11点多。 这项制度随着“新运”的成立已经坚持了25年,不管风吹雨打,从没有间断。茅于燕建议评课要一直坚持下去,因此每次评课她都坚持参加。 “新运”副院长王建新多次提出用校车接送她,但都被她婉拒。“我不愿意麻烦他们,耽误司机师傅的时间。”茅于燕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笑着说。 坚持从西城坐公交车,坚持评课制度,坚持参加评课…… 正是这样的坚持,串起了茅于燕的生活。她也经常劝告身边的人,“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”。 茅于燕是茅以升和妻子戴传蕙最小的女儿,1926年6月1日出生于北京。她从小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明和机智,是兄弟姐妹6人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。 “我上学很心灵,这里特别好使。”茅于燕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脑袋。 在贵州平越高中毕业时,她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二、女生中的第一名。 1944年考大学,她同时被5所大学的不同专业录取,姐姐说她“弹无虚发”,一下子拥有了5所大学的学籍。 受父亲茅以升的影响,她选择攻读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。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,正在这时,她又生病了,于是在重庆读了两个月便回到南京的家中。 茅于燕“退学”了。不过,正是这次病休,影响了她的一生。 闲来无事时,她便翻起家中的一本名叫《西风》的杂志,《西风》介绍了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,里面有很多案例。这引起了她的兴趣,她一口气读完了家中所有的《西风》杂志。 之后看到南京金陵大学设有哲学心理系时,她异常兴奋,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个学校。 1950年,茅于燕以全校第一名的优秀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,1951年,适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成立,她便来到心理所工作,如愿从事起心爱的职业。 然而,真正的心理学研究她并没有做几天。 从50岁才开始的工作 茅于燕将自己60年的工作历程分为两个阶段:1975年以前,重点是搞一套符合1~6年级儿童心理特点和数学知识规律的应用题;1975年以后踏上了弱智儿童早期心理干预的研究工作。 然而,正当他们开始在小学进行快速学习算术的试验时,“文革”噩梦开始了。中科院心理所被取消,全所的人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,种田插秧、割麦子、收棉花…… 十年间,茅于燕完全丢弃了科研工作。 “文革”后期,一位中央领导讲话:“心理学还是有用的。”这使得中科院心理所得以恢复,茅于燕也终于回到北京。 然而,当时的茅于燕已经近50岁,接近退休年龄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,这个年龄就应该颐养天年,尽享天伦之乐了。然而,对于她来说,这预示着一个新的青春刚刚开始。 1972年,北京协和医院正在试验用猪脑做的药片治疗弱智儿童,为同时掌握他们的心理和智力发展状况,便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去研究心理和智力,心理所派茅于燕和她的课题组成员去搞合作,正是在这里,她才第一次接触到“弱智”这个名词,也正是这次机会,她开始献身这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。 在研究过程中,茅于燕发现这些药片不仅效果较差,而且还具有胆固醇高、发胖等副作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,茅于燕逐渐意识到,对智力落后人群的治疗是一个复杂的工程,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。 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便是先摸清弱智人口的数量、分布、年龄层等。1977年,她和心理所的其他5位组员在北京四个城区,针对23万人口做了一项普查,得出65岁以下人口中有0.34%的智力落后者。 茅于燕坚信,年龄大的弱智者大多从小就有表现,她决定设计一套婴幼儿智力测验的方案。她与北京儿童保健所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合作,首先引进国外常用的婴幼儿智力筛查量表DDST,再用中国儿童进行标准化,最终得出中国0~3岁婴幼儿的智力测查量表。这个量表在中国保健部门使用了多年。 为进一步了解婴幼儿童的智能发展规律,她开始了长达5年的“跟踪研究”。 她与一家医院的保健科取得联系,共找到36名婴儿进行跟踪,她每个月分别去每个孩子的家给孩子进行智能测验。 为此,年过花甲的她几乎天天往外跑,这一跑就是5年,累计路程2000多公里,相当于从北京到青海西宁。 其中一些孩子断奶后就被送往住在远郊或农村的奶奶或姥姥家,所以她就得跑到很远的地方测查。有的孩子随父母工作调动外迁,就无法跟踪了。 “这条路很辛苦,我的几位同事最后都退出了。”她说,有人去做高智商儿童的研究,有人去做成年人的教育。相比于茅于燕从事的研究,其他研究比较简单,又能在短期内取得结果。 “我已经踏上这片土地,就没想过放弃。”她很平静地说。 跟踪5年后,茅于燕初步摸索出0~3岁婴幼儿智力发育规律,根据追踪得到的大量资料,撰写了科研专著《难忘的儿童智能追踪》,1986年,她的这项追踪成果被评为中科院重大科研成果。 “新运”为弱智孩子带来崭新的命运 就在做智能追踪的同时,茅于燕还着手另一项开创性的工作,为弱智儿童的教育训练编写一套手册。 跟踪研究为她编写教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内容和数据,同时她向国外有关机构收集了教材大纲,阅读了大量的国外文献,细心整理、分类、加工。经常是白天做追踪,深夜还笔耕不辍,昼夜奋战。 1983年,中国第一本弱智儿童手册——《智力(可疑)落后婴幼儿早期干预大纲》终于问世,当时用彩色纸油印了几十本,这便成了后来正式出版的《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》的前身。 “我用了将近10年时间写了这本手册,全是用手写的,总计75万字。” 她编写这套手册颇费了一番心思:主体部分以年龄(出生至7岁)为经线,训练项目为纬线,每一岁为一个年龄段,分大运动、精细动作、语言、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五个领域。从装订方式上按照训练领域设计了海蓝、粉红、淡黄、米色、淡蓝五种颜色,既可分色装订,也可按年龄装订,既符合儿童心理,又方便使用。 “使用不同的颜色,寓意为希望的彩虹。”她说。 手册后经几次修订和出版。茅于燕首先找到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在1992年正式出版了最早的手册,一直使用到2003年。之后又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,重新出版了该手册修订本,即目前正在使用的《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》。 说起手册,还有一段插曲。 茅于燕的一位朋友在1994年去台湾,发现了一本翻印的教育手册,和她的《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》一模一样,但事先她并不知道,朋友专门买了一本给她带了回来。 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但这说明台湾也觉得这本书不错。”她微笑着说。 然而,希望并不等于现实。经过长时间的思考、交流以及多次实地考察,她萌生了一个想法,创办一所弱智儿童的幼儿园。 想法虽好,具体实施起来却谈何容易。那些日子,茅于燕比平日更加忙碌,精心操持着一切事情,如同一位母亲在迎接自己即将诞生的孩子。 首先组织筹备委员会、基金会和理事会,父亲茅以升欣然题词,启功先生挥毫书写匾额,韦君宜、李群谱写院歌。1986年10月7日,一个名叫“新运”的教育机构诞生了,希望它为弱智儿童带来崭新的命运。 茅于燕总结了当时面临的五个零。 个人思想对弱智的认识是零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即使在大城市,学校门口也张贴着:智力不正常者不收。当时还有很多人嘲笑茅于燕:傻孩子有什么好训练的。 社会对这类儿童的认识是零。她创办“新运”之前,跑了多个政府部门进行提议和呼吁,但都被拒绝或没有回应。 另外,对这方面的教育为零,家长对弱智的了解为零,开办“新运”的资金、校舍、设备都为零。 为了校舍,她和同事们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寻找了无数个街道和村落,终于选定了一间过去的小饭馆,地上的油污足足有一根手指头粗细那样厚,她们亲自用铲子把油污铲掉;为了师资,她邀请了附近两位退休女老师;为了招生,茅于燕跑几公里路去贴小广告。有一次,下了暴雨,她刚刚粘贴好的广告全被冲掉了。 最让人头疼的是资金,“新运”刚成立时,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了1万元,香港明爱慈善机构赞助了他们房租,一些个人也纷纷捐赠了资金和设备。就这样,“新运”开始上课了。 没有固定的教室,“新运”每年都像“打游击”。好不容易选择了紫竹院附近的一处民房,谁知租了一年后,房主又以高租金租给了别人,“新运”只得搬迁。三年之内,搬了四次家,直到1995年,才搬到现在的朝阳区望京花家地这里,总算是有了一个安稳的家。 不过,目前的校舍是当时朝阳区政府望京办事处无偿租借给“新运”使用的,明年将要到期,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无偿租借还是一个未知数。“新运”副院长韩宁说:“如果付房屋租金,我们肯定是承担不起的,如果真要收费,我们也只能适当提高学生的学费了。” 资金一直是困扰“新运”这些民间组织的大问题。目前,“新运”共有学生40余名,每个孩子每月收费平均在1800元,包括一日四餐、寄宿费、学费、书本费等一切费用。“新运”每年还会承担残联、政府的一些项目,争取一些项目经费,多则三四万元,少则几千元。另外就是一些好心人的捐助,主要以实物为主。 目前“新运”的开支也不少,代课老师、生活老师、夜宿老师、厨师、兼职司机总计19名,教职工的平均月工资全部加起来不到2000元。因为是民办幼儿园,又整天和弱智孩子打交道,最初创办时,一些女老师欢喜地来了,可没干几天就抹着眼泪走了。 在茅于燕锲而不舍的精神的感染下,院长黄一萍、副院长王建新以及韩宁等老师选择了坚守,她们长则待了20多年,短的也有15年。 为感谢茅于燕,“新运”每月都为她准备了劳务费,但她从来没拿过一分钱,她也从来没问过有多少钱。她说:“把这份劳务费当奖金发给教职工吧,他们才是最辛苦的。” “新运”小班班主任赵老师在这里已经15年了,在她心中,茅于燕永远都是那么慈祥、温柔,几年前,她患了一场病,茅于燕每次来学校时都会主动询问她的病情,劝她好好休养。 “我闲不住,闲两天就难过” 已经85岁的茅于燕依然精神矍铄,工作在第一线。 祖籍江苏镇江的她皮肤白净,胖乎乎的脸庞上,只有在微笑时才偶尔露出几条浅浅的皱纹。如果没有那略显蓬松的白发,你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一位85岁的老人。 茅于燕出门坚持乘坐公交车,从不让别人搀扶。如今她与丈夫住在一起,两个孩子都在国外。他们至今没请过保姆,没叫过小时工,生活完全自理。她说,除了睡眠有些不好以外,其他方面都很健康。她不用手机,不用电脑,“看电脑久了眼睛很不舒服”。 她的听力有些差,不过戴上助听器就能和别人顺畅交流。与茅于燕聊天时,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“我确实很忙”,已经85岁的老人了,还有什么可忙的? 三天两头被邀请去作演讲报告、参加学术交流研讨会,时至今日,还经常早出晚归。得空在家,她便伏首桌前,笔耕不辍,准备各种发言稿。 “我这个人闲不住,闲下两三天就很难过。” 她说,她现在正做着一个巨大的工程,她要把过去自己写的所有文章和媒体报道她的文章分类、整理成集,做成两套书籍送给在国外的两个孩子存留。 她没有太多的爱好,她既不跳舞,又不唱歌,也不听相声。“我哪有时间啊?”她乐呵呵地笑答。 不过,毕竟岁月不饶人,她也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,每天绕着小区散步6圈。“一定要坚持下去,才有效果”,她说道。 “不过,有时出去开会回来晚了,也就不用散步了,已经在外面走了那么多路,就相当于走6圈了。”她笑着补充说。 那天,因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而延误了回去时间的茅于燕,中午便留在“新运”吃饭,二两米饭、几块油炸鸡柳、一份蒸鸡蛋、一份鸡蛋汤,她吃得干干净净。 吃完午饭后,她就准备回家,“待会晚了,公交车上人就多了,回去就不方便了”。 下楼梯时,副院长王建新上前扶她,她说:“不用,我自己走。”她从来不让别人搀扶,“我不想麻烦别人。” 在王院长的陪同下,略有些驼背的茅于燕慢慢地离开了“新运”。不过,两周之后的这一天,从这个红色的小楼里,又会传出孩子们狂叫“茅奶奶、茅奶奶”的童真声音。 一生做了三件事 《中国科学报》:“新运”创办25年以来最宝贵的收获是什么? 茅于燕:最宝贵的收获就是通过实践证明,早期教育是对弱智儿童智力提高的唯一方法。如果没有早期教育,这些孩子永远都是愚昧无知的,现在通过早期教育,有相当一部分轻度或中度的孩子能接近正常水平。“新运”创办25年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,这项工作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意义。 《中国科学报》:很多人都说你创办了“新运”,很伟大,你怎么看? 茅于燕:大家说我办了一个幼儿园,这是不错的,但一个有钱人,他自己可能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,也可以去办这样一所幼儿园。我的不同点在于,我编了一本手册,制定了方法,我在中国开展了这项事业,算上这三条,还是比较恰当的。光说茅于燕办了一个园,好像不全面。 《中国科学报》:遇到困难时想过放弃吗? 茅于燕:想过,在最没有钱的情况下。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它关门,因为那样就等于向社会宣告这个事业是不能办的。我倒也没有后悔过,因为我至少挽救了几个孩子,我认为我的一生只要能为社会做一两件好事,就不后悔。我就像一头牛,只要有草吃,就能好好干活。 《中国科学报》:《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》与国外教材比有哪些不同? 茅于燕:最大的特殊性就是本土化,符合我国的情况,不是从国外抄来的;第二就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,我亲自做幼儿工作,把科研内容和弱智儿童的教育结合起来,写了这样一本手册。不过,这本书推行得不是很好,主要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太少了。 《中国科学报》:是否可以总结一下你的一生? 茅于燕:我要说三句话,第一件事是写了一本手册,手册中有理论,也有实践,所用的故事,每个年龄段应该干什么,都是我从平时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,这本手册是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,我花了10年工夫,手写了75万字。 第二件事,制定了教育方法,有了手册,还是不知道怎么教,我这本手册里有怎么教,这也是从多年课题经验中积累出来的。 第三件事,办了一个幼儿园,今天来看,这个园规模很不错,但也是经过很多困难,逐步变成今天这样的。当然我们还不算好,我们经济困难,也没有自己的房子。 车迷朱运运 8岁的朱运运(化名)超级喜欢骑自行车,6岁半时便学会了骑车,爷爷说他无师自通,上车蹬了几下就学会了。 “他老爸17岁才学骑车。”爷爷边说边抚摸运运的头,运运也抬头冲着爷爷呵呵笑。 爷爷在公园里练起了太极拳,运运在他周围骑车游弋。 超级小车迷 之前上学的地方离家近,运运执意骑车上学,于是在北京市和平里一个狭窄的街道上,每天都上演一场“猫鼠追击大战”。运运骑车加速前进,70岁的爷爷一路小跑追随,还不停地大喊着“你给我骑慢点儿!慢点儿!” 运运会停下来等等爷爷,但当爷爷好容易追上,大气还没来得及喘,他又一个加速,把爷爷甩在了身后,然后做一个鬼脸。街坊邻居无不以此为乐。 “我当时带他练骑车,在整个小区都出了名。”爷爷笑着说,至今他已经给运运买了两辆自行车。 除了是“骑车迷”,运运还是“汽车迷”。在床头前、在饭桌旁、在沙发上,处处都摆放着他心爱的车模。 “这是大宝马,我还有长安福特、北京现代。”运运边说边从被窝里掏出一个车模。爷爷拿出一本汽车图集,运运指着图片喊出各种车型。 最早时,爷爷经常带他去马路上遛弯,发现他对停在路边的车非常感兴趣,爷爷灵机一动,便利用他的兴趣去锻炼他的记忆力。没有几次,运运便记住了很多车。 运运很少看电视,也不喜欢看动画片,不过,每逢赛车节目,他必目不转睛。 “以后你想做什么?”“想开车。”运运思索了一会儿歪着头说道。 说到这儿,你也许不会想到,运运竟然是一名患有孤僻症的孩子,属于智力落后三级。 运运3岁时,连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这种最简单的词语都说不清楚,说话根本连不成句,街坊邻居跟他打招呼,他从来都不理睬,就知道看着人家乐。他也从来不和小朋友玩,见了他们就躲得远远的。去动物园看见动物,怕;去博物馆看见飞机,怕;去游泳看见水,怕;去买菜,看见鱼也害怕。 4岁了,该上幼儿园了,这让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很为难,不到一年,换了3个地方。最早去了一个正规托儿所,半年之后被“开除”了,原因是跟不上托儿所的教学方案,自理能力、生活能力太差,不会穿衣服、穿鞋。 爷爷把运运领回了家。翻看报纸再找新学校,最终联系上颐和园附近一家幼儿园,一个月要交3000多元钱,早上去,中午就回来。为了接送运运,爷爷没少吃苦,天不亮就起床,每天坐三四个小时的公交。“学习又没什么效果。”爷爷说。 就在这时,有朋友介绍在望京附近有一家幼儿园,才收费2000元,而且是整托,爷爷慕名前往,并当即办理了入园手续。这家幼儿园便是新运弱智儿童养育院。就是在“新运”,朱运运发生了“彻彻底底”的变化。 让座小先生 刚去“新运”时,运运不适应,一直闹、一直哭,但不到一个月就慢慢好转了,周末接回家时,再见到街坊邻居,已不显得那么陌生。半年以后,见到街坊就开始主动打招呼了。 “新运”的老师带着他进行一对一的训练,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课、参加集体活动。在老师的鼓励和集体氛围的影响下,运运逐渐变得开放和勇敢起来。他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吃饭、睡觉、踢球、逛超市,逐渐融入这个大家庭。 一晃3年过去了,经过在“新运”的学习和锻炼,运运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爷爷说,“新运”给了他们一个崭新的孩子。 他变得开朗多了,见人便问好、打招呼,“爷爷好”、“奶奶好”、“叔叔您买菜啊”、“阿姨您去上班啊”……说话就不见停,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。 如今每天上学都需要乘坐公交车,只要见到老人,他就主动让座,还主动去搀扶老人家。车上的人都竖起大拇指夸他:“这小孩儿真懂事。”时间长了,公交车司机师傅也记住了他,每次上车时,都说一声:“让座小先生,请上车。” 2010年终于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经过多次考核和观察,运运终于上了正常小学的融合教育班。 与正常孩子相比,运运不太喜欢学习,也学不下去,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了。不过,他也在进步。 爷爷为了让运运学习煞费苦心。他买了一些字卡贴在墙上,每天教他认识几个,等运运完全记住了,便移到另一面墙上。 记者当场试验,墙上50多个字他全能认出来,“好、妈、天、地……”翻开他的作业本,工整地写着“1、2、3、4……” 在学校,运运有两个好朋友,他们经常一起踢球和玩耍。 运运还喜欢音乐,每天放学回来,就打开录音机听歌曲,一边听歌,一边写作业,或一边玩车模。 爷爷展示了他曾经使用过的4台“熊猫”录音机和一盒盒磁带,磁带里大多是《东方红》、《红旗颂》等红色歌曲。“因为我喜欢唱红歌,所以就教他,发现他也很喜欢。”奶奶说。 运运可能有些害羞,虽然爷爷奶奶一直在鼓励,他还是没有张口唱歌,不过,当记者离开运运家走到楼下时,便听到了“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”的歌唱,声音清脆极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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